今天晚上我正好在给学生上课，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乱了我上课的思绪，陈华珍老师于7月3日晚在省中医院去世------，这是他儿子啟敏哥在电话里告诉我让我心里难于接受的不幸消息。我让学生早点回去，心里一直在懊悔，为什么不早些时候打电话给她，去看望她，最后一次向她问个好------。

    记得上次我给她打电话，她说近期不太好，常去医院，我说去看她，她说不希望我们看到她不好的样子，我只好不为难她。没想到几个月的功夫就------，我心里很愧疚。

    想起陈老师，我有很多话要说，就从我开始跟她学大提琴说起吧------。记得那是在特殊的年代，刚刚打倒“四人帮”，中国教育在荒废了十年动乱后的一个春天（1977年3月），我从梅州来到了广州，就读于广东人民艺术学院音乐系。由于当时全国上下准备恢复高考，各院校合并或整合后百废待兴，我们这一批被归属于恢复高考后第一届中专生。系领导安排我跟陈老师学习大提琴，我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，与大提琴开始结缘。从附中到大学，再到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（1985年7月），要不是陈老师一贯的坚持和鼓励，我可能是一位作曲系毕业生。

    广州求学和任教的十多年来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，都是陈老师在我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给我指点迷津，关心我，爱护我，让我喜爱大提琴，并以大提琴作为事业的载体。在留校任教期间，她支持我，勉励我，常常教诲我说：做老师要有爱心，有责任心；要不断地学习，不断地接受新事物，不断地更新观念，让我在大提琴事业的追求上有信念，有依托。

    1987年9月初次赴北京学习，她寄予我希望，跟我介绍她的同学中央音乐学院朱永宁教授，尔后又引荐给前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王祥教授，让我在新的环境下有条不紊的学习，完成了研究生学业，圆了我多年的梦想和追求。1993年8月，我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赴美国留学。在香港短暂停留时，她和杨桦老师（她的先生著名指挥家）一起邀请我共进晚餐，临别时的鼓励的话以及依依不舍话别的情景仍历历在目------。我承载着前辈的嘱托和后望，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。

    美国是一个经济发达、社会开放、民主意识强的现代化国家。自然，教育环境比较宽松和包容。对我这样一位相对独立意识、自主观念、自学能力和批判能力较强的博士生而言，可是如鱼得水，鱼贯而行。几年的留学生涯，让我懂得了许多，它不仅带给我音乐观念上的改变，还给予我教育观念、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帮助。当然，有好多方面与中国的很不同。但是，让我意识到，在两地文化迥异，教育制度有别和教育土壤不同的当下，寻求某种观念的平衡和共识，或许是未来中国音乐教育，乃至美国当下的音乐基础教育应该重新估价的新课题。

    1996年8月，我因病辍学回国。回国后的第二场汇报音乐会在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。遗憾的是，陈老师因杨桦老师病故而缺席。在音乐会上，我多么希望陈老师能聆听我的演奏，感受我经历多年历练后对音乐的新的演绎和理解。两年后的一个机会，也就是我任教于深圳艺术学校期间，陈老师和司徒志文老师（前中国音协大提琴学会会长）来我家做客，她重新了解了我的情况。从她满意的笑脸看出，她是很欣慰的，我也很高兴，因为我做学生时，她对我很苛刻，很少听到她的表扬话，这次她总算满意了。我在深圳工作期间，她还好几次来过我家，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。每年我们还互寄贺卡，相互问候------，没想到今天晚上的电话让我一阵子难于接受。

    陈老师就这样离开了我们，让我们这些晚辈的在感情上很难割舍，也让中国大提琴界的同仁深感悲切。陈华珍老师是我国第一代资深的大提琴家、教育家，她的一生献给了中国大提琴事业，为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。她的逝世是我们大提琴界的一大损失，我们失去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，失去一位令人爱戴的好老师，她为中国大提琴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。

 

陈华珍老师安息吧！ 

 

永远是您的学生黄海昌